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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批发中国人为什么热爱吃味精

字号+ 作者:围场土豆批发网 来源:网络整理 2016-08-04 12:09

文|张稆元 即使近年来媒体频繁宣传味精的危害,讲求原汁原味、打开味蕾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仍是当之无愧的味精第一强国。 中国人有多爱吃味精?美国著名信息提供商 IHS 给出了答案——2014 年全球共消费 320 万吨谷氨酸单钠(味精主要成分,除少量用

文|张稆元

即使近年来媒体频繁宣传味精的危害,围场土豆代收,讲求原汁原味、打开味蕾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仍是当之无愧的味精第一强国。

中国人有多爱吃味精?美国著名信息提供商 IHS 给出了答案——2014 年全球共消费 320 万吨谷氨酸单钠(味精主要成分,除少量用于医疗外,绝大部分作为饮食调味剂),中国一国的消费量就达到 176 万吨,占总量的 55%。

▍味精的主要成分,除少量用于医疗外,绝大部分作为饮食调味剂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味精强国的地位并非来自人口优势,人均消费也稳居世界第一。按通用的化学物质摄入体重比计算,中国人平均每天食用味精量约为 57 毫克每千克体重,也就是说,一个体重 120 斤的成年人平均每天就要吃掉 3.4 克味精,约为一小勺的量。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西方,是英美的 10 倍,同处东亚文化圈、烹饪手法和味觉相近的日本、韩国也只有中国的一半。

中国人民为什么这么热爱味精?

味精原来是日货

中国人对味精的爱超过日本,显然不太正常,因为味精是地地道道的日货——1908 年,味精由日本化学家池田菊苗发明,世界首家生产销售味精的也是日本的味之素公司。

味之素对味精的营销不遗余力,从创立至今,其仅在《朝日新闻》上就刊登了三千余条广告,平均每十天一条,在主妇市场饱和后,它甚至在女校毕业典礼上发单,抢占未来客户。即便如此,日本人的味精消费量也屈居中国人之后。

▍味之素刚被发明出来时的广告,充满了科技的“blingbling”感(图片来自朝日新闻 1909 年 5 月 26 日東京/朝刊 7 页广告)

味精并非一开始就在中国受到欢迎,相反,由于其诞生时间比较尴尬,最初还曾受到普遍抵制。

最早接触味精的并非大陆,而是处于日占的台湾,虽然台湾缺乏像日本一样的中产主妇群体,味之素还是在餐馆打开了销路。但 1922 年味之素公司开始向中国大陆出口味精后,由于五四运动引发的抵制日货大潮余温尚存,在爱国青年眼里,味精和火柴、洋布一起成为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战时的味之素广告,带一首嘹亮的军歌(图片来自朝日新闻 1939 年 3 月 5 日昭和 14 年朝刊 9 頁東京

味精没有与中国大陆失之交臂,要感谢牛皮胶厂厂长、化学家吴蕴初,他独立分析并研制出了味之素的主要成分谷氨酸单钠,为了和日货划清界限,将其取名为天厨味精。

不过,即使味精变成国货,当时也没多少人消费得起。1923 年,一磅(略少于一斤)天厨味精售价 7 元,而吴蕴初的月工资仅为 300 元,这在当时已算高薪,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几十元。吴只能在每一张广告上都写上“国货”“国产之光”,并向民国政府捐献飞机,以民族感情提升销量。

▍从一开始就是“国产之光”的天厨味精,1925(图片来自上海图书馆历史图片搜集与整理系统)

即便如此,高昂的生产成本决定了味精只能是稀缺品——当时消费味精的多为餐馆和有钱人家,普通人家做菜很少用,因此总产量一直上不去。另外,民国时期战争频繁,吴蕴初的工厂也搬来搬去,无法保证稳定生产。直到 1949 年,全中国的味精产量还不到 500 吨。

社会主义没能救味精

1949 年后,社会主义也没能拯救味精——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不重视轻工业发展,虽经技术革新,味精产量始终裹足不前,例如老牌大厂沈阳味精厂在 1950-1966 年间的年产量只有 200-400 吨,1965 年,中国人均年味精产量只有 3 克。直到文革开始,产量才达到 1000 吨,这还不排除厂家受大环境影响,虚报产量的可能。

计划体制下虽然人人平等,味精却仍保持了解放前的稀缺地位,甚至跟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人尤其农村人从吃不起变成了吃不着——吃饱肚子已属万幸的年代,统供统销的副食调味品本就少的可怜,供销社基本见不到味精。

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普通市民也很少见到味精——平时 “味精票”十分稀有,只有过年期间发放的“过年票”中,味精才和家禽、粉丝、糖年糕一起出现。

▍上海 1962 年的过年票,最中间的一格里,味精和粉丝一起出现

分析当时的菜谱和配方记录也可得知,对于 1950 年代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味精是“听说过,没见过”的高级调料——在城里人吃单位食堂、乡下人吃公社食堂的年代,为公共食堂出版的菜谱大多没有提到味精,如 1955 年的《公共食堂菜谱》和 1959 的《公共食堂烹饪法》中,提到的烹饪调料多为油盐酱醋、葱姜大料,味精几乎没有出现。

1950 年代后期,由于粮食产量减少,有关“代用粮”——粗粮土豆、红薯山药——的食谱也流行起来。在这些菜谱中,调味料使用被压缩到最低,除了糖、盐和酱油,连葱姜、蒜、醋都少见踪影。

为了让代用粮不容易吃腻,编菜谱的人发明了红薯炒腰子等黑暗料理。毛泽东还曾为这种料理站台,其在接见河南省封邱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时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这句话被印在了 1958 年出版的《红薯食谱》封面上。但之后红薯也很快成为肉糜,很多地区土豆、山药蛋也全部吃尽了。

▍红薯炒腰子指南(图片来自《红薯食谱》,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

幸运的是,由于一家人的存在,味精的政治生命在苦难年代仍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味精曾经是赵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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