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

与画展一同翩然起舞的，还有中国文化部从各地调来的二十几个剧种、几十个剧团和北京文艺团体，从9月21日到10月10日，献礼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等。

从这一年开始或者更早，52岁，且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已经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人的‘江山’、‘河山’一词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

“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个性中体现共性。“

“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看来这是一个既辩证又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实，将会说明这个理论中，备受追捧的观点是如何不诚实。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曾说，“闭着眼睛所能清晰观想的李家山水，却又总是那么几个经典意境：杏花春雨、漓江胜景、峡江帆影、黄山烟云、井冈雄姿、幽谷鸣泉、万山红遍……由景而升华为境，就是‘采一炼十’的美学目标。”

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如果说给健忘的国人、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既卖座又叫好，还不会触及任何现实暗礁和限制。但是，“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就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

阿玛蒂亚·森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为”的支点之一。

森所倡导的公共行为，包括国家活动和民众的社会行为。双方不仅合作，还有对抗。就个人而言，关注他人生活，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就是积极参与公共行为。记者、党派、团体、艺术家、救济机构以及民间活动家，都是百年来经常冲在一线的群体。这是属于人的基本责任，以及来自共享人性的召唤。

“如此多娇”这座“纸上的江山”，带着幽谷、烟云、雄姿、杏花春雨等经典意境，分别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轮番展示。那么，1959年的中国江山到底如何？

人间家园

在北京，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在武汉，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

4月底，老家人给湖北浠水中学学生杨继绳捎话回家。杨继绳当即请假，领取了停火三天的3斤大米。回到乡下，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仅隔两个月的光景，门前的榆树没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没有狗叫，没有鸡跑。皮包骨的父亲，此刻已不能咽下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熬制的粥。三天之后与世长辞。

在广州，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赵紫阳报告了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农村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在南京，全省从1月开始，邳县、新沂等地出现农民向邻省逃荒；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死亡，其中宝应死亡人，高淳饿死近2万人。

在上海，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发生捆绑吊打，乱斗乱关乱罚等现象，造成960人死亡。在兴修水利时，将全县农家9000多台织布机拆掉，连社员的门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还挖掘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饥饿，从1958年到1962年，历时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人口死亡约在1000万左右，是全国连续四年人口负增长的唯一省份。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说：省委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饥荒期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8.7万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学家曹树基认为，可能与近百年来陕、晋发生过饥荒有关，这些地区民间重视、珍惜粮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压。

在天津，市委1959年6月送上庐山会议的材料表明，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指责。蓟县在1960-1962年间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武清县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

1959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个在为毛泽东修建别墅或宾馆。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含博物馆、宾馆、会堂等。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21世纪，围场土豆批发，十大国庆工程仍被誉为“镌刻着共和国的气魄与胸怀”的“丰碑”。确实，这些金光四射的建筑目前依旧结实耐用，但在饥荒中与民争食的特征，还是被强制性地处于遗忘状态。

爱尔兰饥荒与画家

按民间传统，爱尔兰把荒年称为屠杀年

18世纪中期，爱尔兰一次饥荒导致约240万人死亡。爱尔兰民间传统，把饥饿的1741年称为屠杀年。英国国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评价说，“然而，这次灾难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在该世纪末（指18世纪末——编者注），饥荒没有被看作是政治范畴，而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加速了这种遗忘。”

被土豆安全喂养了近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1845年9月，土豆霜霉真菌出现在东部，首先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1847年绘制了油画《爱尔兰出现土豆霜霉毒病》。画面上夕阳正浓，一位中年农民目光呆滞、表情惊诧，裤腿挽露坐在一堆土豆旁，仿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马铃薯怎么里面会腐烂了？目前此画收藏在都柏林大学。

当时植物学家作出“土豆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1848年病害卷土重来，土豆的产量损失一半。

这次饥荒暴露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大量粮食却被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漫长而频繁的历史纷争中，还从未出现过招致如此愤怒、使两国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爱尔兰饥荒中死去约110万人。这个数字接近曹树基计算的中国甘肃省1959－1961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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