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之前是明朝。
明朝后期政策开明,思想开放。西方的科学和宗教在中国可以自由传播。明朝政府还任命西方知识分子任职,翻译西方典籍,编篡科学著作。各领域的书籍如天文、地理、数学、几何、医学和思想等等,都被翻译到中国。明朝最后一个宰相徐光启其实就是科学家兼基督徒徒。他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士大夫们学习西学的主动性积极性目的性相当明确。皇帝也明确指示要“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几何原本》、《崇祯历书》、《天工开物》等著作标志着中国在科学上已经与世界接轨并同步。
在思想上,出现王阳明等一批思想活跃的思想家。黄宗羲已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的思想,可谓是君主立宪之思想萌芽。可以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见明朝政治之开明。 明朝废宰相立宰辅,宰辅对皇权有所制约,这也是君主立宪的雏形。甚至有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国家机器依然正常运行。
这是历史给明朝的机会,也是给中国的机会。
但是很可惜,这个局面因清兵入关而被打破。这一打破就是200年。
到明末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的游牧的女真后金,直至努尔哈赤时期还没有成熟的文字。其本身的落后性阻碍了国家的发展。满人要统治比他们文明进步得多的汉人实属不易,他们也的确用足了心思,他们一方面“虚心”地全面地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快步追赶着汉人,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使汉人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缩小”了满人与汉人的距离,但却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满人在入关之前就把汉人的世界研究了个透,他们吸收了蒙古人的教训,他们提倡顾炎武的“法古用夏”,以汉文化的保护者的身份入主中原。但是他们也心虚,毕竟是只有区区几十万人的关外游牧民族,却要统治上亿的人口纵横万里的的泱泱大国。他们知道,矿务铁路等新兴的产业区不仅会破大清“龙脉”,还会使“四方流民”聚集,新思想新技术会由此催生,新力量会因此催生,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必然使局面复杂天下生变,天下生变他们就可能失去江山社稷;他们知道,掌握了西方蒸汽电机等“奇技淫巧”的工人,不如一群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愚昧的农民好治;他们还知道,西学东渐有利于国家的进步但不利于满人天下的稳定。 所以他们重农轻商,排斥铁路矿务等先进利器,维持着一个封建地主制下的农耕世界,维持着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依然停留在贸易的层面,只是物的交换。输出瓷器丝绸茶叶,输入马匹皮毛银元,西方进步的思想和科学技术,统统拒之门外。社会结构简单,简单得只有两种人,地主和农民。纵然人口增长至4亿,也只是农民的数量的增加。社会思想同样简单,小农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学一统天下。社会活动同样简单,就是靠地主士大夫管理土地和农民,皇帝,只是地主士大夫的头头而已。满族清廷学会了管理小农社会的中国,同时扼杀了明末社会已经孕育的突变的活力。 西学东渐,欧风东渐,这在明朝司空见惯的事物,在清朝被视为洪水猛兽,自设藩篱,国界即狱墙。非要一番兵戎相见,才不得不开一点口子,还要步步为营。
康熙皇帝不仅精通诗词歌赋,还请了西方老师,学习西学,但为“夷夏之防”,他不让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进入天下文人的头脑。清政府整理文献资料,编纂四库全书,是历史的贡献,但同时也是对汉文化记录的一次删改。连明末的《天工开物》和《农政全书》,都没有收录,这两部巨著还是后来清朝留学生在日本发现。清朝大兴文字狱,空前绝后,天下文人的兴趣和智慧只能在于科考八股、考据辞章、花鸟鱼虫和琴棋书画,莫谈国事,不学格物致知经世济民之科学。
有一个文人人是清醒的,他就是龚自珍,他作的《病梅馆记》,为“江浙之梅皆病”而“泣之三日”,其实是为天下的被压抑了思想扭曲了人格的文人哭泣和呐喊。他还作诗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惜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他一个人的呼声冲不破无边的死一般的寂寞。
我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是在西方在各方面都突飞猛进的背景下而中国停滞不前的“盛世”,是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的“盛世”,是潜伏着巨大危机的“盛世”,是当政者和逢迎者歌功颂德的“炒作”,是与世隔绝的小国寡民的自我陶醉。所谓的“盛世”,其实就是在长期战乱和巨大杀戮后的恢复性“繁荣”,这种恢复甚至连明朝的顶点都没有达到。
不仅仅是生产力,在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和政治等各方面,清朝都没有达到明朝的高度。满族人学习汉族人,最直接的老师就是明朝,但是他们远没有学到家,清朝比之于明朝,其实是全面的倒退。满族人自己完成了一次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无聊的轮回,耽误了国家的进程,其实也就耽误了世界的进程。
在美国,民主思想已是生命一部分的华盛顿,在做了两届总统后,拒绝国会的挽留,毅然离开白宫,回到老家继续做他的农场主,由第一公民变成一个普通公民,他每天经营着他的农场,从媒体了解国家的时事,没有任何特权。同时期的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逊位做了太上皇,还弄了个“十全老人”的美名。 当西方早已发现了血液循环规律的时候,而清朝的官员还在滴血认亲,杨乃武小白菜还被滴血认奸。鸦片战争中,坚船利炮侵入珠江的时候,最高军事指挥官杨芳竟然用粪桶作为武器,妄图以污秽之物破人家的“风水”,而军队还在用大刀长矛。当人权意识已经变成西方的社会共识的时候,从康熙至同治,宫廷还有殉葬的恶习。当瓦特、安培、焦耳等一大批西方科学家在埋头做他们的科学实验的时候,当尼采黑格尔们在书房埋头思考的时候,当西方的冒险家们凭借船坚炮利开拓世界认识世界的时候,东方的老大帝国的臣子和庶民们,被封闭在一个特大的牢笼里,对另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全然不知。直到有一天,量变终于变成了质变,人家在实力上远远超过了我们,他们凭借船坚炮利来到家门口,对这片富庶而陌生的大地充满好奇和贪婪,有的要通商有的要割地有的要特权, 满清政府妄图闭关而自守“万世基业”的黄粱美梦才终于被无情地打破。
至今,依然有人吹嘘清朝当时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但我们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人口,对世界文明进步,又做了多少的贡献呢?如果当时三分之一的人口参与了世界的交流,参与了世界的创造发展,那现在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明末的科学家徐光启在翻译了《几何原本》后说,这本书在百年之内,必会成为“天下学子必读之书”,但是直到清末,19世纪后半叶,重新认识的清王朝,为挽救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也迫于国内外形势,才废科举兴西学办洋务。从此走上了“中兴”之路,也创立了“玄黄再造”的事业。这距离徐光启的预言已经是整整二百年。这二百年间,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昏睡了二百年。可想而知,这二百年,对于中国来说,曾经也有过太多的机会。满清政府为了爱新觉罗家天下的“稳定”,扼杀了国家的生机和活力,断送了国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断送了国家的强盛的机会,这是愚昧落后的满族人对中国、对世界,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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