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

　　新浪财经讯 “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于5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演讲。

　　刺激政策正面作用越来越弱 负面作用越来越大

　　我认为提出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出问题所在，提出对策和方针。这是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对它的意义我们必须作出充分的估计，对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清楚，用它来指导政策的决定和具体的工作。

　　在本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的通道。对于这个经济现象，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寻找应对的方针。一个角度就是从需求方去观察，另外一个角度是从供给方去观察。

　　在我们国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趋势性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来应对。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去观察的。有些经济学家大概在2006年、2007年，也许甚至更早一点时间，就发现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下行通道变成了现实。

　　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去观察的，就是所谓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以此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得出的结论就是“需求不够”，三架马车的力量不够，进而应对的方针就成了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的办法，虽然反复的用这个方法去提升增长率，但是近几年效果不佳，而且积累了大量的风险。

　　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从200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扩张需求的刺激政策。但是效果越来越差，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把增长率拉伸到8%以上，甚至维持了一段时间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到了近几年，这种刺激政策虽然力度并没有减少，可是效果越来越差，甚至没有效果。

　　另外一方面，刺激政策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副作用集中的表现就是资产负债表里的负债迅速提高，到了2013年，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到了2014年发现杠杆率还在不断的升高，到2015年一些研究表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些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说明杠杆里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所以，刺激政策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继续了，要寻求另外的办法。2009年以后，对于观察中国长期增长应该需求侧入手还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去看引发了争论，后一种意见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扭转经济增速下行趋势必须靠提高效率

　　从供给侧来考虑，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比如，过去依靠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进入城市，使得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个因素正在消退。另外，当中国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差距缩小以后，再用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促进发展的简单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个空间也变的很小。

　　所以从供给侧去分析就会发现，围场土豆批发，效率提高的要素不能够取代其他要素的下降所造成的经济下行状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下行状态就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

　　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投资和效率提高当中，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的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太大的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所以要扭转经济增速下降的形势，就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靠提高效率来对冲其他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方针上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政策去适应这个变化。

　　结构性改革并非中国原创

　　怎么能够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和质量呢，要靠结构性改革。我看到有些文章说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发明的新词，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比较老的人还记得，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大论战的时候，这个词就出现过。进入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至到了21世纪，在世界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范围内，这个词还是经常被运用的。

　　我跟一些经济学的同行，比如清华的钱颖一教授讨论过为什么西方的经济讨论中常常用这样的词，而在中国的经济讨论中常常不用这个词，而是用体制改革。大概有一个区别，就是体制改革是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取代过去的计划经济制度。而在西方国家，他们已经建立了市场制度，但是其中有某些结构存在问题，所以这些结构要进行改革。

　　比如说2004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出，一些国家要结构性改革，他讲的是市场制度中的某些环节。要使市场制度更好的运行，在这些环节和制度框架要进行改革。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记得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提出来了欧洲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当时《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结构性改革着重的是政府对于经济管理的体系，监管的体系和宏观经济政策要进行改革。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呢？我觉得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在2000年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了，但是我们和许许多多的制度环节上，跟原来所要求的市场制度是不衔接的，甚至有冲突的，这些地方都需要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还需要完善。

　　提高供给质量要靠市场 而不是靠政府

　　要提高供给的质量，提高效率，首先要优化经济结构。因为效率不高，肯定有资源错配置、误配的问题，所以结构优化是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结构调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2004年以后提倡的“有保有压”，“有服有控”，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用各种政府补贴、贷款、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从2004年以来做的办法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好的结构，实际上这是要靠试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试验在市场中受到考验，找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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