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6月21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王庆丽 通讯员 翁均飞 边吉）
核心提示: 一个土豆，就是一段记忆，它可能与饥饿有关，可能与亲情有关，也可能与乡村有关。总之，它是回忆录里的一幅图景，或悲或喜、或暖或凉，正渐渐模糊。
谁曾想，土豆归来了，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今年6月17日农业部召开马铃薯主食开发工作座谈会议，3年来我国已开发出六大系列、100多种马铃薯主食产品。浙江近年来也精心部署马铃薯产业发展和主食开发工作，使之成为继小麦、玉米、水稻之后的第四大主粮。
在浙江，土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次我们讲述的，是3个浙江人围绕土豆写就的传奇。
眼下，浙产春马铃薯刚刚消失于田头，而在人们的生活中，土豆们正昂首回归。
土豆归来的故事，就从3个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浙江人说起――
今年63岁的诸暨农民金康德，身材瘦高，皮肤黝黑，读书不多，却连续两年创下全省农业吉尼斯马铃薯百亩方平均亩产和最高亩产纪录。他时常妙语连珠，爱把土地比喻成一张白纸，说自己就是“在大地上写字”;
46岁的绍兴人吴列洪，是省农科院旱杂粮研究室负责人，治学严谨，为人谦和。不过，你若是对他精心培育的、形似青色小圣女果的马铃薯果实存有“非分之想”，想要摘一颗回去留作纪念，他一定会严加阻拦，急呼“未来的新品种很可能就在里面诞生”;
不爱吃零食的47岁象山商人郑正足，5年前在一次赴日考察时邂逅当地最受欢迎的零食之一――土豆条。从此，他的食品公司成了省内目前唯一一家大规模从事土豆深加工的企业，每年仅土豆条一项的销量就达千万元以上。
这3个毫不相干的浙江男人，因为一只土豆，命运随之改变。
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盼望着有一天，收获的季节就像拣拾天上的星星，我躺在梦里，妈妈唤着我的乳名。回家吃饭喽，掀开锅盖，有一锅烀土豆，灵魂就不会挨饿。
――孙继先同题诗《小小的土豆花》
在金康德的记忆中，时常缓缓升腾起一股母亲亲手制作的土豆烧面疙瘩的香味。
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普通农家的金康德来说，经历过那段艰苦而漫长的缺衣少食年代，对土豆有着特殊的感情，可谓“爱恨交加”:爱它，是因为它能填饱肚子，怎么烹制都能成就一道美味;恨它，则是因为土豆在当时仍算是个稀罕物，不能想吃就吃，吃完一顿就开始苦苦期盼着下一顿。即便半个多世纪过去，金康德仍喜欢和儿子一起制作薯条，作为一天中必备的零食。
但那时的金康德只想饱口福，并不知道这土豆的来历，也不会料到竟会和土豆打上一辈子交道。
2013年，当长期走南闯北、从事土豆分销的金康德，成立诸暨毛家园马铃薯产销专业合作社，并将街亭镇新联合村的100多亩土地流转来种土豆时，有人曾提醒他，想要靠种土豆混出点名堂来，无异于痴人说梦。不过，这位一脸执着的老头，对他人的劝告并不买账:“我了解土豆，热爱土豆。”
金康德的底气，来自他对土豆的了解。东南沿海一带，历来不是种植土豆的上佳之地。这里连绵阴雨天气，不符合土豆喜爱阳光、不太爱喝水的生长习性，市场上销售的土豆大多从北方批发过来。
跟别人如数家珍似地说起这些时，金康德脸上不乏自豪。
而在东海之滨象山，经营食品公司的郑正足，每每看见土豆，心中泛起的情感则更为复杂。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饥饿感，以及与感恩、满足等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心理体验。
虽然成长于海边，但郑正足的童年却很难感受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面对茫茫滩涂，找不到果腹之物的无奈与悲哀，会让人陷入无边的恐惧。所幸，一颗颗生命力极为顽强的土豆芽，不经意间便在家门口的某一片土地上扎下根。那硕大的果实简直就是一个男孩最及时的晚餐，挖来洗净、煮熟，再蘸点海盐便吞咽下肚，获得无限满足。
然而，在成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豆在郑正足心中的地位曾经无足轻重。也许是已经把土豆吃到了厌腻，也许是想要遗忘那段异常艰苦的生活，又或许是因为生活条件逐步好转，能够选择的食品越来越多，土豆不再是一家人餐桌上的主角，也不再是那个让他无限向往的美食。
直到5年前开始从事土豆深加工时，他的心里才不觉一动:是时候重新开启与土豆的缘分了。
相比之下，金康德和土豆结缘更早、更深。
从2002年起，围场土豆批发，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金康德成为一名刚入门的土豆分销商。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信息相对闭塞，他跑到杭、宁、温等地的蔬菜批发市场，发现土豆的市场价和批发价差距很大，从中嗅到了商机。在接下来的11年间，无论是在黄沙扑面的西北高原，还是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地，哪里有价廉物美的土豆，他就到哪里挨家挨户收购，再把它们运回浙江，赚取每斤几毛钱的差价。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全国范围来看，土豆的生长周期由北往南不断提前，而在浙江的每年四五月份，恰巧是广东、福建一带土豆下市，而北方土豆还未上市的空档期。金康德决定不再漂泊，他准备回来种植土豆，抢在每年五月初时提前上市，填补这一市场空白。
一粒种子的浙江基因
我的生命里有土豆的坚韧和不屈，我的血液里有土豆的爱，总在暗暗发芽。
――李宝刚同题诗《小小的土豆花》
“经现场测产，诸暨市毛家园春马铃薯百亩方平均亩产达2798.41公斤，最高亩产3216.64公斤!”
2014年春节前后，金康德在约100亩土地上播下精心挑选的、来自北方的“荷兰15”马铃薯种子，并采用一垄双行、高畦深沟、双膜保温等新型种植方法。3个多月后，由“浙江农业之最”委员会组织的专家组宣布，老金创下了当年全省“农业之最”马铃薯百亩方平均亩产和最高亩产纪录，成为当地的土豆大王。
其中一位专家，就是来自省农业科学院旱杂粮研究室的负责人吴列洪。
从20多年前进入省农科院工作时开始，吴列洪的一生已经与薯类作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师从国内番薯研究泰斗、省农科院前院长叶彦复研究员，吴列洪的早期研究主要以番薯为主，后来才逐步把研究领域向着同属薯类作物的马铃薯延伸。与之相呼应的，则是土豆地位在国内外农业生产及消费领域的日渐提高。
在欧洲，土豆的命运在历经数百年浮沉以后，早已从当初那个类似于麻疯病人之手的“不祥之物”，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主食之一。2008年，联合国宣布当年为“国际马铃薯年”，旨在让人们对土豆以及整个农业生产引起高度重视，以助于解决饥饿、贫困和环境威胁等全球性问题。作为全国第二大缺粮省份，浙江近年来也把土豆等旱粮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放在了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位置。
土豆在吴列洪心中的地位，也就这样从模糊到日益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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